95、压岁钱
堂姐和堂妹当时也读书了。好像也是一起读书的。看来当时农村里的孩子很时兴兄弟姐妹同班。不过堂姐读书的黄金时间被浪费掉了，所以学习起来比较吃力。但堂妹在刚读书的时候成绩还不错。跟堂姐相比，堂妹的成绩还让她有点自豪。只是在听说我的成绩之后，堂妹就闷闷不乐了。
不过小孩子不是天天都要读书，所以读书能够让很多小孩子闷闷不乐，却也只是在大人们聊到学习的情况下。当大家的注意力不再在学习上，立刻又活蹦乱跳起来。在我读书那年，奶奶家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，那就是父亲终于带着我们全家都回奶奶家过年了。包括跟外婆在一起生活的弟弟，也一起到奶奶家过年。这意味着几年前那场惨烈的战争所形成的冷战时代，正在冰消瓦解，和平繁荣的时代即将来临了。
这一年应该是土地下户的头一年，所以奶奶家和二爸家都很喜庆，因为他们不光是自留地里种的东西归自己，现在所有经自己手种的地，收成也全部归自己了。农民在这一年收入喜人。所以过年对于农民来说，变成了非常简单的事情。尤其是家家都自己养猪，吃肉完全不成问题。但奶奶还是去称了海带，作为这个新年的一道标志菜。
奶奶称的海带是那种没有加工的海带，一大片一大片的。煮之前，要把海带洗净之后卷起来，然后下刀去切，很快海带就被切成很多长条状，长条很粗犷，不像现在市场上买的海带，都切得很整齐。在锅里加上调料，放进海带，然后放进肉块，一锅炖出来之后，就是香喷喷的一道年夜标志菜了。放进的肉块应该是腊肉，因为腊肉味道比较香，不像新鲜肉还要用调料去辟味，腊肉本身就是调料。经过跟腊肉一锅炖出来的海带，有一种特别的香味。
除了这道标志菜之外，奶奶和二妈各自拿出自家地里的东西，炒了一大桌子。然后一家十口就开始吃饭了。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二爸二妈六个人在大桌子上吃，我、弟弟、堂姐和堂妹在一张小桌上吃。正方形的小桌很小，每一面只能坐一个人。如果大桌子叫做八仙桌的话，小桌子可以叫四仙桌了。八仙桌只坐了六仙，四仙桌则四个调皮捣蛋的神仙都坐满了。
小桌子不仅小，而且矮，所以正符合小孩子吃饭的需要。不仅如此，凳子也矮。刚好给我们四个小孩子一人弄了一个地板凳，坐在一起正好。从现在开始，堂姐和堂妹叫起来太绕口，可以直接叫做姐姐和妹妹了。因为我也没有其他堂姐堂妹，亲姐姐和亲妹妹也没有，所以叫起来也不会混淆。不过在那时，姐姐是一直那么叫着的，妹妹就没有叫，因为她也就小我一个月，所以我直接叫她的名字。
妹妹更加不愿叫我哥哥。因为这叫起来更加别扭了。奶奶费尽了劲，总想让妹妹把我叫哥哥，但妹妹在奶奶生前，硬是从来没有叫过。所以奶奶也就放弃了。相比之下，我不叫她妹妹，在大家看来，则理所当然，因为大的叫小的，本就直接叫名字。也就是在这里写书，又不想叫名字，才直接叫妹妹。
九年前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妹妹正在家里开小店。有段时间父亲母亲和我一家三口就住在小姑妈家，妹妹就住在公路对面，所以大家经常见面。小姑妈有一次提到妹妹不叫哥哥的问题，我就瘪瘪嘴：“我这辈子也不指望她叫哥哥了。”结果不久之后的某一天，当大姑妈又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妹妹终于叫了一声哥哥，但也就是那一次而已，此后又再也不叫了。
回到那个大年夜。其实所谓大年夜，并不是晚上。因为我们这边过年，最有意义的一顿饭，是在大年三十的中午吃的。所以年夜饭也就是这顿饭。正午的时候光线非常好，加上刚刚从冬天过来，也没有蚊虫苍蝇和黑毛子的滋扰，所以这顿饭吃得特别津津有味。印象中最深刻的，就是姐姐吃条带（我们这边把海带叫条带，很形象）的时候，长长的一根条带，往嘴里吸，就差站在了凳子上。大家都尝试了一次之后，就摸索出了办法，把条带挽在筷子上，就不用站上凳子了。条带最适合这种吃法，如果是粉条的话，挽的时候太有弹性，有时候挽好的粉条又会掉下来，那才烦人。不过当年的年夜饭似乎没有粉条，所以条带成了当然的主角。其他的菜也就是白菜萝卜芹菜等等。
年夜饭吃过，大人们就开始打牌。为了趁热打铁，让冷战彻底结束，和平真正到来，奶奶决定这个大年夜不让二爸上桌子打牌，就爷爷奶奶，加上父亲母亲坐一桌子。二爸对此似乎也很理解，带着二妈和姐姐妹妹回他家的新房子里去了。牌打了一天。只在吃晚饭的时候，二妈煮好晚饭，叫大家吃饭，于是暂时不打牌，吃了饭。吃完饭又打。这一打就打到天亮的时候。弟弟说他们要打起鸡公叫鸣，也就是在这个大年夜。
初一吃过饭之后，父亲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去外婆家了。弟弟继续留在外婆家，我则纯粹是一个过客，从此以后很少在外婆家的时间超过两天了。但这个年似乎在小姨妈家又呆了一两天，等我跟着父亲母亲又回到奶奶家的时候，姐姐妹妹已经从二姑妈家和小姑妈家拜年回来了。老远姐姐妹妹就跟二爸说，二姑妈和小姑妈给了她们每人一块钱的压岁钱。以父亲母亲的工资同比计算，那时候的一块钱应该相当于今天的五十块。二姑妈和小姑妈给姐姐妹妹的压岁钱算得上大手笔了。
记得当时我对姐姐妹妹拜年拿到压岁钱非常眼红。所以我曾经无数次吵着要去拜年，最终年深日久下来，却没有出去拜过一次年。唯一一次收到压岁钱，是大姨妈家的大表姐在工作的第一年给的，而且还是大表姐到我们家来拜年的时候给的。所以从小到大，父亲母亲似乎没有带着我们拜年的习惯。也许是他们觉得当时的钱很紧张，给不了压岁钱，所以不敢出去吧。而且当时那些比母亲小的姨妈和姑妈，除了大姑妈之外，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，政策使然。所以母亲想到拜年的时候她给人家一块钱人家却要给两块，也就不好意思去了。所以当时母亲不仅不出去拜年，而且给所有到家里来拜年的人定了一个规矩，相互之间都不给压岁钱。对于这个规矩，最憋闷的恐怕就是大姑妈了。因为在父亲的弟弟妹妹中，也就她们家的孩子最多。直到后来，请客送礼给压岁钱逐渐成为一种潮流，大姑妈才扬眉吐气起来，经常带着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出去拜年。那时候我们和表姐表弟都已经大了。
当然，长大以后，我和弟弟比那些表弟表妹又好了一些。那时候父亲母亲的境况最不好，我和弟弟都在读书，按照规矩，上大学的孩子至少在第一年回家是要走亲戚的。走这一圈亲戚的目的，就是在每个亲戚家拿到少则五十多则一百的上学钱。因为只有这样一来，才能解决一部分的学费问题。我和弟弟在上大学的第一年都这样走过了两圈，一个学期走一圈。但后来母亲就不让我们出去走了。而三姨妈家的大表弟则更加拽，人家上大学之后，硬是不出去走。碰到他的亲戚都严厉命令他出去走，但最终都被三姨父挡了下来。到后来这个大表弟唯一走的一个亲戚就是我们家。至今如此。所以在我的心目中，母亲算得上第二拽的，最拽的就是这个三姨父了。[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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