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1.第21章

　　就在“货郎帮”的势力于西北地区如火如荼的蓬勃发展的时候，东北地区的“救民会”也在悄然兴起并迅速壮大起来。

　　这“救民会”的创始人陈耀祖乃是一落魄的秀才。他家本来世代为农，从他这一代往上推，至少八代人，都是以务农为生。因而他的祖宗们大都识文断字者少，目不识丁者多。而在当时那个时代，既为农民，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不用说是好不到哪儿去的，他们就像是深秋里的残枝败叶一样，脆弱的挂在树上，禁不住疾风劲雨的侵袭，任何一场暴风雨的光顾，对他们几乎都意味着灭顶之灾，使他们零落漂泊，甚至是家破人亡。他们的前途命运基本上不由自己来把握，而是由他人甚或是自然来掌控。所以说，如果有幸生活在所谓太平盛世，又加风调雨顺、自然光景较好的年份，他们还能够勉强维持个温饱，过上个较为平顺的日子；而一旦不幸生活在乱世，或者是遇上灾年，他们的生活必然是朝不保夕，难以为继，最终沦落到背井离乡、流离失所者也是比比皆是，屡见不鲜。这陈耀祖家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的农民，他的祖辈们就是这样痛苦而顽强的一代一代的生活下来的。

　　幸运的是，到陈耀祖的父亲陈光宗这一代，社会还算稳定，老天爷也还开恩，连续十几年遇上了好年成，老百姓难得的过上了几十年的较为富足的日子。古语有云“仓懔实而知礼节”，人们在物质生活基本有保障的情况下，往往就会有而且敢有一些精神上的想法和追求。这陈光宗是个有些远见的人，他清楚的知道，一个农民的最好的出路或者说最理想的生活状态，几乎只能是一个吃得饱饭的农民，一个较为富有的农民，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地位，更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乃至家族的命运。而要改变自己想改变的，得到自己想得到的，在他看来，似乎只有一条途径，那就是通过读书，考取功名，进而踏入仕途，封官晋爵，那样做，才能走出一条光宗耀祖的光辉的阳光大道来。于是，他从儿子陈耀祖一出生，就立下宏愿，坚决不让儿子再作他们祖祖辈辈一样的农民，过他们这样的生活。他在儿子陈耀祖刚刚五岁时，就为他选了一家最好的私塾，请一位最有学问且最严厉的先生教儿子识字读书。他规定，儿子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，地里的农活，甚至是最轻松的家务活，都从不让儿子沾手。

　　而这陈耀祖也确实争气。他小小年纪，不但聪明而且懂事：他把那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以及老师所要求背诵的诸子百家的好文章，皆能背的滚瓜烂熟，铭记于心。而至于作对子，写文章，也是张口就来，提笔挥就，一气呵成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似乎与生俱来的懂得“学而优则仕”、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道理，学习格外的勤奋。从进入私塾的第一天起，他就从来没有依赖过父母的督促，而是自己主动做到起五更，睡半夜，刻苦学习，努力进取。他过人的天赋与上进的品格，自然博得父母、老师、邻居、同乡、甚至是外乡人的赞许，很快便扬名遐迩，他俨然成了让别人羡慕嫉妒恨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更有那善于附会和夸张的人，说他就是“文曲星”下凡，是为“神童”，将来一定是当总督、宰相的料。儿子的优秀和外人的美誉，使那陈光宗的心里乐的一年四季都开着芬芳的鲜花，那比吃了八碗最上好的蜂蜜还要甜上一百倍。他自儿子表现出优秀的特征以来，脸上就一直堆满了笑容，那种笑容是由内心深处洋溢出来，布满在脸上的，连他自己也意识不到。有时候在众人面前，他偶尔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些张扬，就赶紧竭力想收起脸上的笑容，但是总也收不彻底，这就使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滑稽——像是在笑，又像是在哭，还像是生气，弄的别人不知怎么跟他交流，他也觉得很尴尬，只好赶快跑回家里。到了家里，他就开始尽情的呵呵的笑。他老婆有好几次见到他这种情形，以为他得了神经病。还有好几次他从睡梦中笑醒，吓得他老婆要去找郎中，被他拉住才作罢。

　　陈光宗对儿子是充满期望和信心的，在陈耀祖十二岁那年，就送他去参加了院试。结果儿子果然不负所望，一举考中秀才，只等参加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，考取举人、贡士乃至进士。恰好第二年是甲子年，属于乡试的年份。陈耀祖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去参加考试，父亲陈光宗则在家里等待儿子高中的好消息，他甚至自负的认为儿子一定能够荣登榜首，夺取解元头衔，继而是会元、状元，即所谓连中三元……美好的憧憬使他激动不已。然而，不知是命运不济还是什么原因，这陈耀祖居然落榜了！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，对陈光宗、陈耀祖乃至他们全家，无疑像五雷轰顶一样，基本上是致命性的打击。陈光宗瘫睡在床上半个多月，人都瘦得脱了相了。而陈耀祖也是要么失魂落魄地发呆，要么捶胸顿足的痛哭。他的母亲则既伤心儿子的落榜，又担心他们父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教她如何是好，所以整日除以泪洗面外，还要兼做劝说、安慰他们两人的工作。

　　好在这父子两个终于挺了过来，并且也慢慢振作了起来。毕竟三年之后就可以再考呀，另外，陈耀祖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，俗话说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，他这个年龄才哪儿到哪儿呀？于是，一家人的生活又重新走上了正轨，陈耀祖继续努力学习，父母继续关心辅助。奋斗的日子总是感觉短暂，几乎只是一眨眼的工夫，三年时间就匆匆而过，又到了大比之年。这一次，陈耀祖准备的更充分，也觉得更有把握。但是，他们父子除了更迫切的期盼之外，隐约多了几分忐忑。这应该是绝大多数经历过失败而又重新走上“战场”的人们的共同心态吧。因为经历过失败之后，你就没有了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激情或者是轻狂，而是有了“世事难料”的经验和担忧，这是生活给我们的教训。

　　不幸的是，陈光宗父子的担忧残酷的成了现实——陈耀祖又失败了！

　　陈耀祖一家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痛苦——振作——再痛苦——再振作——再痛苦的心路历程，我们不愿赘述。我们只想交代，陈耀祖后来又连续参加了八次乡试，八次无一例外是满怀希望去，带着失望归。到他最后一次落榜时，他已经是近四十五岁的人了，当年意气风发、锋芒毕露的翩翩少年，已经变成了形容枯槁、精神萎靡的中年男人。他的父亲在他最后一次落榜后的第二天，就带着无尽的遗憾和不甘离开了人世。母亲勉强撑到了第二年，也走了。

　　父母的离世，使陈耀祖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，都彻底失去了继续考取功名的支撑和动力。父母在的时候，在他们不断的思想灌输和精神鼓励下，他抱定了通过考取功名走上仕途，就上可光宗耀祖、下可封妻荫子、泽被后世的坚定信念，要在科举考试这条道路上心无旁骛地顽强的走下去；现在，父母双双离去，他的天基本上也就塌了，谁还能做他强大的精神后盾？更加要命的是，他自五岁进入私塾学习的这四十年里，基本上就只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读书考试，其余农活、家务活几乎全被父母包了，结果可想而知：他连一些最基本的赖以生存的生活技能都没有掌握，虽然没有沦落到“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篮”的地步，但庄稼地里播种、除草、灌溉、收割、碾场、储粮等等，他可确实是一窍不通。至于那些贩夫走卒所干的营生，他更是从未接触过，所谓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用在他身上，也并不过分。因此上，陈耀祖眼下所面临的，不是他想不想继续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的问题。现实的困境无情地给了他一个否定的答案。他的当务之急首先是考虑自己怎样能够生存下去。父亲在世的时候，置有几亩薄田，如果好好伺弄，外加老天照顾，也能解决他的吃喝拉撒；另外，这几年雨水好，赶上了几个好收成，家里也有少许存粮，至少一两年内不至于让他饿肚子。情况看起来好象还不是很糟糕，只要陈耀祖“转行”，在农田里多操操心，多下下苦，“人勤地不懒”，土地不会亏待勤快人的，只要稍有产出，管保他过日子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运气再好一点儿的话，攒点儿存粮，娶上一房媳妇，这辈子也就过下去了。

　　严峻的现实逼迫陈耀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思想的转变，他要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农民了。决定一旦作出，就要付诸行动。眼下正值春耕时节，他要把今年的庄稼种上。谁知道这农活做起来哪有想着那么容易？那天早上，陈耀祖根据模糊的印象，回忆着父亲生前干活的样子，把自家的耕牛牵出来，想驾上耧去种地。可是，那耕牛欺生，那里肯听他使唤？他往东赶，那牛偏往西走；他要拉着它向前，人家偏撅着屁股向后退。而且还一个劲儿的转圈，根本驾不进耧里去，弄得他手忙脚乱，气喘吁吁，不一会儿工夫就满头大汗。他气的又是骂又是打，但都无济于事。他越着急生气，耕牛越不听他使唤，好像有意要跟他作对。他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，真想坐在地上哭一鼻子。实际上，他的心里已经在流泪了！他羞愧于一个大男人连这么一点儿事情都干不了，真是沮丧极了，甚至有些无地自容。但他又有些不甘，不信自己连头牛都搞不顺。他在地上坐了好一会儿，平复了一下情绪，站起来，在牛的身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会儿，那牛果然温顺多了，也听话了，他这才把牛驾进耧里。经过这一番折腾，已经小半天过去，快到中午了。好在牛已经驾上了，陈耀祖像是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重大成果似的，心里感觉特别的高兴，也不想吃中午饭，就驾着牛往地里走。

　　到了地里，陈耀祖就学着别的种地的人，开始种地。结果又出麻烦了——他把牛驾到耧里以后，把牛夹板与耧辕上连的绳子没绑好，牛往前一拉，绳子自然就掉了。由于牛用了力，差点儿扑倒在地，耧也倒了，种子撒了一地。这对陈耀祖，无疑是一盆冷水从头一直浇到了脚，冰凉透了，他刚燃起的一点儿信心，瞬间荡然无存了。他无助的望着跑远的耕牛、倒地的犁耧、撒掉的种子，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，他实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。邻近地里干活的几个人看到他这副滑稽的样子，哈哈大笑起来。这使他更受侮辱，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再也不出来。好在中间有一个稍微厚道一点儿的人，放下自己手中的活，替他把牛牵了回来，交到他手里，带着否定的口气说道：“你会种地吗？”。他感激而又无奈的看了这人一眼，没有啃声。那人又抓起撒在地上的种子看了看，冷笑道：“你就种这个？”，陈耀祖一脸迷茫的说：“是呀，我就种的是小麦种子呀，怎么了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，那人又一次冷笑道：“唉，你真是个二百五啊。种庄稼用的种子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颗粒饱满的籽粒，你看看你的这个，就是普通的吃的粮食，里面还有许多瘪子儿，这种上能长出来吗？快快快，快回家去吧，真丢人呀。”说着，把牛缰绳塞到陈耀祖的手里，转身走了。陈耀祖再一次受到嘲弄，他的脸红一阵，白一阵，羞愤难当，赶紧收拾起家伙，逃回家里。他的第一次“农业活动”就以这样一种可笑又可悲的结局收场了。

　　这以后的好几天里，陈耀祖都窝在家里，不敢到地里去，他羞于见人，他怕自己再出洋相。一想到自己笨手拙脚的蹩脚的干活方式，以及别人投来的嘲讽的目光，他就感觉浑身发麻，像针扎一样难受。他也曾幻想着趁别人家地里没人的时候，自己一人偷偷地在地里学干活，那样他会自在些，即使出了差错也没人看见笑话。但这种想法太幼稚而不切实际了，农忙时节，哪家农户不起早贪黑的赶着播种？一天从早到晚，每家每户的地里，都有忙碌的身影，谁敢偷懒？就没有他一个人在地里单独干活的机会。而时间又不等人，春播就只有那么几天合适的时间，错过了，一年就耽误了。

　　没办法，四天之后，陈耀祖又硬着头皮去种地了。这一次套耧较为顺利，没有花太多的时间；他也找到了父亲选好的种子，种的时候也没出什么大乱子。但他种地的效果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。首先，他的种出来的麦沟就不规整，别人家的是直直的麦沟，他给弄成了“S”形，甚至有些地方是“Z”字形；另外，他下耧时，对深浅的把握也不到位，深的地方太深，麦苗就出不来，浅的地方太浅，种子都裸露在了地表，不干死才怪！真正深浅适度的地方很少。但是没有一点儿农活经验的陈耀祖却对这些浑然不知，还在为自己取得的“成就”窃喜，甚至认为这一“成果”是给嘲笑他的人以有力的回击。就这样，他花了七八天的时间，把自家的那几亩地总算给种上了。之后，他就在家里热切的、满怀期待和信心地等着麦苗长出来。然而，到了抽苗时节，当他兴奋的跑到自家田头时，他傻眼了。只见别人家的地里都郁郁葱葱、浓浓密密、整整齐齐的长满了势头强劲的麦苗，而他的地里，那哪儿叫麦田呀？那几根数得过来的麦苗，简直就像秃子头上残留的几根头发一样，稀稀落落的、无助的、可怜的在劲风中摇摆。这一次，陈耀祖真哭了，是坐在地上，像个孩子一样的嚎啕大哭。他也对别人的反应不管不顾了，像是要把这几年来的伤心委屈一股脑儿的全哭出来，让眼泪把它们带走。他整整哭了一个早上，直到别人带着或理解或不理解的目光回家吃中午饭的时候，他才慢慢停止了哭泣，然后困乏的走回家里。

　　这一年，陈耀祖颗粒无收！

　　在之后的两年里，陈耀祖也曾尝试着把自家的农活务好，无奈总是限于经验不足和缺乏体力而不得要领，搞得一塌糊涂。他也曾向别人请教，却往往由于别人“没时间”、“顾不上”，更由于瞧不起他而要么敷衍塞责，要么无情拒绝。这就是当时读书人的普遍的命运，也是周围人对待他们的常有的态度。读书人就是“鲤鱼跳龙门”，如果你能跳过那道坎儿，那就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，甚而鸡犬升天，别人对你是顶礼膜拜，尊崇有加；而一旦你跨不过那道门，你就成了一个可怜的失败者，如果再熬的年龄大一点儿，外加一点儿书呆子气，就更加没有社会地位，几乎会沦落为社会最底层的人物，就连那些种田耕地的、担担挑粪的、倒买倒卖的都会瞧不起你。

　　陈耀祖人生的前四十五年就经历了一个由被看好到遭嫌弃的过程。在他幼年进入学堂读书的时候，由于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和难得的勤奋而被周围的人看好甚至追捧，许多人怀着赞许和钦佩之情，平时都愿意跟这个孩子多说几句话。更有那心眼儿多一点儿的几户人家，把自家最懂事乖巧的女儿选定，要嫁给陈耀祖作媳妇呢。为了竞争，几家还发生过几次小小的口角呢。然而，随着他一次次的落榜，使人们对他的期望值也在一点点降低，最终是由希望变失望，由失望变绝望。那些待字闺中的女孩儿，有许多由于看不到他何时有出头之日，都纷纷出嫁了；而有几个意志坚定一点儿的坚持到最后的，则被耽搁成了三十几岁的老姑娘，其父母都咬牙切齿地骂陈耀祖就是个“祸害”！基于上述原因，当陈耀祖在科举的道路上以失败告终时，周围人就对他同情帮助者少，指责唾弃者多。

　　这陈耀祖干农活不得窍，又得不到别人的指点，农田很快荒芜，没了任何收成，只好吃父母的老本，而家中那点儿存粮，不到两年工夫也很快就见仓底了。陈耀祖面临着难以生存下去的问题，而他面对这样的窘境却束手无策。他有时候愁的彻夜难眠，也想不出个谋生之道——农活不会干，没任何手艺，做点小买卖更是没资本没经验……“看来，我的人生是走到尽头了”，有好几个夜晚他都这样喃喃自语。“与其等着被饿死，还不如自我了断，那样还痛快一点儿！”这是他吃玩家中最后一口余粮的那个晚上做出的决定。

　　第二天早晨，陈耀祖老早就起了床，穿戴整齐，洗漱完毕后，他跪在父母的灵位之前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，静静的凝视着父母的灵位，心中涌起无限的凄凉。又回想起自己曾经作为父母的骄傲，给他们的心灵上带去过无限的期望和莫大的安慰，到最后却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，更是心潮翻滚，不能自已，两行滚烫的热泪不知不觉已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陈耀祖才从悲痛中回过神来。他擦干了眼泪，又对着父母的灵位郑重地拜了几拜，然后起身走出房门，将门窗拴好后，便沿着一条小道走出了村子。村里的人似乎谁也没有看见他走了，因为谁都不会去留意他的。

　　陈耀祖走的这条道是通往县城的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走这条道，可能是因为他早年参加考试的时候，经常走这条道，对这条道比较熟悉，出于本能的驱使才走的吧。这时候还是初春时节，正值乍暖还寒的时候，北方的风吹在脸上也还会刀割般的疼。但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已不少，他们大部分不是早起干活的农民，也不是商贩，而主要是讨饭的乞丐。这些人有的只身前行；有的拖儿带女；有的三五结伴。每隔一段路就会遇见一两个或者三五个。

　　当陈耀祖经过两个女人的时候，被一只干枯的、黝黑的、沾满泥土手拉住了裤腿，他被吓了一跳，想逃走，但是裤腿被抓的很紧，无法挣脱，只好停了下来。这才看清了她们，由于两人都饿成了一把骨头，很难判断出她们的准确年龄，但凭经验大致可以猜测出，她们应该是母女关系。两人的头发都又长又乱，并且全都粘结在一起，就像头上顶了一堆乱草，而头发里面其实真掺杂着一些枯草和碎土石。她们身上穿的实在无法称作是“衣服”，而更象是一些条块相连、到处破洞的“布”！由于脸太瘦，她们的眼睛显得又大又深，充满了期待与渴望，但却格外呆滞，眼角布满黄而粘稠的眼屎，让人不敢直视。陈耀祖大致明白了她们要做什么。他正不知所措，就听年龄大的那个女人用微弱的、发涩的声音乞求道：“好心人，行行好吧，给点吃的，救救命吧。”。那个小女孩没有说话，但她祈求的眼神，干裂的嘴唇，以及因使劲咽唾沫而蠕动的喉咙，却更能说明她是多么渴望能够得到一口吃的。陈耀祖哪里有吃的？他自己还泥菩萨过江——自身难保呢。但他又实在不忍心因为自己的拒绝使这母女俩可能走向死亡。他极其为难的使劲想着给她们一些帮助的办法，尽管他十分清楚他的身上绝对没有带一点儿食物，他还是下意识地伸出两手在身上到处乱摸，并且还真在一个衣角处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。他把它掏出来，那是一个铜板，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考试时父亲给他的盘缠，他没舍得花，省下来，就留到了今天。他把它塞进那个女人手里说：“我身上没带吃的，你拿它换点儿吧。”。那女人看着手里的铜板，眼睛中交织着失望与希望的神情，无奈的松开了抓着陈耀祖裤腿的手。陈耀祖赶紧走开了。他边走边想：“原来这世上还有比我更可怜的人呢”这样一想，一股莫名的心酸与隐隐的轻松感涌上了他的心头。一路上又陆陆续续遇见许多乞讨者，他尽量躲开他们，不是怕他们要吃的，而是怕看见他们失望的眼神。

　　大概中午时分，陈耀祖已进了城。此时他似乎已经忘了或者说淡化了自己此次出门的目的，自寻短见的心情没有那么迫切了。他顺着城中一条街道漫无目的的向前走了一段，就听前面闹哄哄的声音特别大。他再往前走了几步，就见一条小河上的一座石桥边围了一大群人，人群中间，一位老者正在跟几个官府中模样的人理论。就听那老者说：“这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筹钱修起来的桥，你们凭什么收过桥费？”。那几个官差中有一个人骂道：“不知好歹的老东西！什么你们修的桥，这儿是县太爷管辖的地方，一切都由县太爷说了算，县太爷让收费，你们就得交，你不但不交，还带头闹事，你是不想活了吧！”。说着几个一起动手，噼里啪啦几下就把老人打倒在地，还不忘补踹上几脚，老人登时口鼻流血，动弹不得。旁边的百姓吓得不敢支声，好多人敢怒不敢言。那些打人者若无其事的大声叫唤：“想过桥的，就赶快交钱！”。于是，一些围观者陆续散开；有几个本打算过桥者，可能实在是交不起或不愿交费，踌躇了一会儿，摇摇头走开了；还有几个提着鸡、拎着鸡蛋、背着柴火、扛着布匹等等准备过桥去卖的，低头合计了好一阵子，可能觉着多少还有点儿赚头，就狠着心交了钱过去了。　　

　　陈耀祖目睹了整个事情的全过程，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，但是却无能为力。他再看看倒在地上的老人，他静静的躺在那里，偶尔会痛苦的□□一声，或者会微弱的抽搐一下手脚，接着就长时间的静止了。“是死了吗？”陈耀祖害怕得想，他不敢停留，转身往回走。

　　刚刚走了有四五十步，就又听到一阵嘈杂声。紧接着就有一个打扮成商人模样的人，背着一个包袱，拼命的从他面前跑过，后面有七八个壮汉紧随其后追了上来。那背着包袱的人径直跑到小桥跟前，像见到救星似的大声呼叫：“大人们快救救我，他们要抢劫我的银两！”话音未落，那些追他的人人已经赶上。为首的一个飞起一脚，踢在商人的屁股上，商人一个大马趴扑倒在地上。踢人者抢上一步，一把夺过商人的包袱，又在屁股上踏了一脚骂道：“妈的，狗东西，害老子追得好苦啊。”。他掂了掂包袱，沉甸甸的，看来足有三四十锭银子。他贪婪的笑着，嘬了嘬嘴，从包袱里取出两锭银子，嘻笑着交到那些官差的手里，说道：“大人们幸苦了，这点儿小意思，大人们喝酒去。”。那官差也不推辞，将银子接在手中，笑道：“张阿牛，又发财啦。”。那“张阿牛”眯着眼睛笑道：“多亏大人们照应。”。说完，领着随从们扬长而去。商人爬起来，跪在官差面前，哭喊着哀求：“大人们啊，他们抢走我的银子，那可是我一家人的活命钱啊，求求你们行行好，替我要回来吧。”。那些人不耐烦的说道：“去去去，我们是收过桥费的，又不是管你这破闲事的。”。之后，不管商人怎么样苦苦哀求，怎样歇斯底里的哭诉，那些人都置若罔闻，无动于衷。最终，商人无奈的哭着离开了。

　　如果说陈耀祖看到前面的事情，他还有同情和愤怒交织在一起的情绪的话，此时他已经失望和麻木了。他木木地继续往回走，他似乎忘记了或者说取消了此次出门的目的。他默默地走到一处僻静的城墙脚下，无力的坐了下去。他呆呆地靠着城墙坐了许久，目光呆滞，面无表情。眼前的人来人往、车水马龙、热闹喧嚣的场景，丝毫引不起他的注意，而这半日来所经历的几件事情和见到的几个人——清晨寒风中瑟瑟发抖、饥寒交迫的母女；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、生死未卜的老者；被抢光银两、前路渺茫、命运多舛的商人——却一遍又一遍的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，使他心烦意乱。这些人的遭遇在他脑海中频频闪现，又与他曾经的理想——尽管这个理想早已破灭——不断的交织、重叠、碰撞。他发现，他四十年来所秉持、追寻的理想，在今天这短短的半天所经历的残酷的现实面前，显得是那么的脆弱，是那么的不堪一击。这个理想清晨还残存于他内心最深处的某个角落，将会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消失，而现在，它却先于自己的生命，像柳絮一样，在风中四散飘零，分崩离析。而这理想的彻底幻灭带给陈耀祖的不再是绝望的痛苦，而是某种轻松的快慰。他不由自主的追溯起自己的过往人生：“我自小苦读圣贤之书，受着先贤思想的熏染，铭记着他们思想的淳淳教诲——大丈夫在世，当以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’为己任，当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当心怀天下苍生。我怀着这样的理想，在科举的道路上苦苦挣扎，最终没能成功。但是，假如我成功了，我真能做个关注民生，造福百姓的好官吗？我不会在这社会的大染缸里越染越黑吗？如果我不与一些人同流合污，我能不能在官场上立足今天这位我未曾谋面的县令，他在未考中之前，不是很可能像我一样怀揣崇高的、圣洁的理想的吗？可是现如今又是什么情况？在他管辖的一亩三分地内，官差盘剥百姓、作威作福、草菅人命；恶霸横行霸道、无法无天、以强凌弱；人民生活穷困、任人宰割、疲于奔命。他当初的理想又在哪儿？与其像他这样，为官一任，不但不能造福一方，反而祸害无穷，不如像我一样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起码不危害他人，难道不更好吗？”这样一想，陈耀祖心里居然兴奋起来。

　　他想回家了。

　　陈耀祖站起来，刚要走，忽然听见有人说：“谢谢恩人，快给恩人磕头。”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已有两个人跪在他面前磕起头来。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早晨在路上碰见的那一对母女，一人手里各拿着半个馒头，正跪下感谢他呢。看来是他的那一个铜板发挥了作用。他赶快扶起母女二人。两人还要说什么，他心里明白，无非是些感谢的话，但他用手制止了，便转身离去。

　　走在路上，陈耀祖心里却在想：“看来我的一个铜板也救了两个人呀，虽然难保他们将来怎样，但至少他们暂时保住了性命。”。想到这里，陈耀祖有了一份小小的成就感，他心里萌发出一个朦胧而宏伟的想法来，他加快脚步走向家里。

　　陈耀祖回到家里，就像脱胎换骨，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他不再因端读书人的臭架子而自我封闭，也不再因自己是庄稼地里的门外汉而自卑自贱。他开始主动与邻里接近，拉下面子向人家借点儿吃的，以解燃眉之急；又厚着脸皮向人家借种子，以备春种之需。他不再怕遭人家的白眼，一个不借给，他找第二个第三个，一家不行，找第二家第三家。最终总有那抹不开面子的被他借到了，毕竟“好狗不咬上门的客”嘛，更何况，他本来就跟人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最多只是他“耽搁”了几家人的闺女的婚姻大事而已。

　　陈耀祖借到了种子，又刚好赶上春播时节，他便甩开膀子干起来。自己潜心琢磨，又虚心向人请教，既用心，又吃苦，很快摸着了门道，越干越顺手，越干越在行，今年的庄稼种得有模有样，连行家也挑不出多少毛病。这往后除草、灭虫、灌溉等等，陈耀祖都格外勤快，从不省着力气，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地里干活，最后一个离开。“皇天不负有心人”，到年底，陈耀祖得到了一个丰厚的回报，他的粮食亩产量在村子里占到了数一数二的位置。村里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，有人开始主动与他交往，忙时约他一起干活，闲时偷空拉拉家常。更有那与他年龄相仿或小他几岁的，时常想约他喝个小酒、赌个小博什么的。

　　但是，陈耀祖此次努力且成功改变自己，他的目标绝不是做一个“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人不饿”的光棍汉；也不是只追求“一亩地，两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所谓的理想的农民生活。他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，他要以他自己的方式救助天下劳苦大众，甚至改变这个社会！但他并不想单打独斗，更不愿闭门造车。成功的学会农业生产，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，陈耀祖就在农闲时节不断的出门，到处游历，了解天下大势，遍访仁人志士。他尤其钟情于那些像他一样名落孙山却饱读诗书、又有真才实学和远大抱负的人。凡有志同道合者，他都与人家立下约定，要共谋一番大业。

　　经过一年多的奔走寻访，陈耀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，联络了七八十个志趣相投的人，大家一致立志要为拯救天下苍生做点事情。而越来越黑暗的社会现实，越来越窘迫的百姓生活，催促着他们要赶快行动。于是，在这年正月十二，陈耀祖向他拜访过的各路志士发出邀请，要成立一个组织来把他们的理想付诸行动。大家欣然应约，只几天的功夫，已经从全国各地赶来八十九人，在陈耀祖的主持下，他们召开了一个大会，大家商议决定，组织名称就叫“救民会”。设会长一人，负责管理组织的全局事务，大家一致推选陈耀祖做了首任会长。又设副会长六人，分管一些具体事务，每个副会长又配备若干助理，是具体做事的人员。“救民会”的运作模式是，凡本会成员，每人交一份会费，作为组织活动的经费。缴费形式分实物（主要是粮食，衣物等）和货币两种，数额设下限不设上限，自身经济条件好者，采取自愿原则，可多交一些；条件不好者可本着最低标准交，但是可以在组织的活动中，出工出力更多一些。这些都靠个人主动自愿，没有硬性规定。“救民会”有了会费，就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开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救助穷苦大众的事情。救助形式主要有临时救困救急和定期开展慈善活动；具体救助方式则是根据救助对象的不同而不同，比如对老弱病残者，主要给他们以物质上的资助；对于年轻力壮者，则是帮助他们找到谋生之道，让他们尽可能自食其力。同时，这些受到救助的中青年人，根据自愿原则，有的被吸纳为“救民会”的成员；有的没有加入者，出于感恩的原因，也会以不同的方式为“救民会”做点事。这使得“救民会”的规模在短期内迅速扩大。后来为了更方便的开展工作，“救民会”分别在河南、陕西、云南、广东设了四个分会，根据就近原则，由本来生活在这四个地方的六个副会长中的李中、何奎、张华山、刑玉昆担任会长，分会所属成员也基本上是生活在当地的居民。另外两个分会设在东北，由原副会长付常青、郑宝刚任分会长。陈耀祖自然仍在东北地区，总理全国事务。至此，一个组织较为严密、规模较为庞大、影响日渐扩大的组织就诞生并壮大起来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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